2005年陈忠实在西蒋村老屋，重温当年写《白鹿原》的感觉

◎《陈忠实传》是一部饱满地展现了陈忠实已走过的人生之路和文学之路的人物传记。作品将陈忠实置于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与中国文学互动的时空之中，生动、丰满、真实、立体地还原陈忠实富有传奇色彩的文学人生，展示陈忠实的人格魅力与处世风骨。

○邢小利

① 《白鹿原》出版前的故事

1992年2月下旬，陈忠实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何启治写了信，告诉他《白鹿原》的写作已经完成，修改也将于近期完成，稿子是送到北京还是出版社派人来取，请何启治定夺。

二十年前的1973年，身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分管西北片的编辑何启治，在读了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以后》，就向陈忠实约过稿子，1984年又在《当代》杂志第4期编发了陈忠实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初夏》，两人二十年来互相惦记，联系不断。

在等待出版社回音的间隙里，他开始慢慢地修改《白鹿原》。

《白鹿原》的前途命运如何，陈忠实这时的心中并没有底，或者说，信心并不很足。他在3月7日致好友李下叔的信中这样说：“我还在乡下，长篇到最后的完善工作，尚需一些时日。当然，编辑看后的情况尚难预料，我不乐观，所以也不急迫。正是您说的‘挖祖坟’的题旨，您想想能令人乐观起来吗？”

这个时候的何启治，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的常务副主编，他收到陈忠实的信后，交给当时主持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朱盛昌等人传阅。大家商量后决定派人文社当代文学一编室（主管长篇小说书稿）的负责人高贤均和《当代》杂志的编辑洪清波一起去拿稿。并提醒他们不能轻易表态，不能轻易否定这篇小说。

3月下旬的一天，高贤均和洪清波离京到西安。到达西安的这一天是3月23号。二人这次出差的主要任务，是去成都看邓贤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顺便到西安把陈忠实的稿子拿回。

陈忠实还在乡下，何启治把高、洪二人所乘火车的车次告知作协陕西分会，作协办公室的人又把电话打到陈忠实所在的乡镇，由乡镇通讯员把电话记录送到陈忠实手里。陈忠实一看，高、洪二位所乘火车到西安的时间是西安天亮的时候。刚看完电话留言，村子里的赤脚医生扶着陈忠实的母亲走进了院门，说他母亲血压升高，到了危险之数。陈忠实扶着母亲躺到床上，医生给挂上了输液瓶。母亲贺小霞这一年七十七岁，就此瘫痪在床，陈忠实侍奉左右。夜里，忽然下起了大雪，地上积雪足有一尺之厚。想着要接远方的客人，天不明陈忠实便起身，请来一位乡党照看母亲，他才出了门。积雪封路，他只能步行，走了七八里赶到远郊汽车站，搭乘头班车进城。高、洪二位走出车站时，陈忠实已经迎接在车站门口。把二位贵客带到建国路作协陕西分会招待所住下，安排好食宿，陈忠实说稿子还有最后的三四章需要修改，请二位编辑安心休息两天。他又赶回原下老屋，一边修改书稿，一边管护输液的母亲。

陈忠实安排高、洪两位编辑住下的时候，还留给他们几本他的旧作，似乎是让他们闲时翻翻，用意似乎一是消磨时光，二是了解一下他的创作情况。洪清波后来回忆说：“接下来的三天，是我们出差史上最无聊的三天。”陈忠实虽然安排作协的同志陪着他俩吃饭逛景点，但两位编辑感觉失去了进一步了解陈忠实特别是他长篇新作的机会，一切就都味同嚼蜡。洪清波回忆：“后来高贤均索性推辞了一切活动安排，说是要研读老陈既往的作品。记得老陈的作品集真不少，现在还有印象的是《四妹子》和《蓝袍先生》。读了一天作品，我俩面面相觑，但都明白对方的意思了。”后面这一句话，意味含蓄但很明显，他俩对陈忠实这些作品评价不高。洪清波接着说：“当然，我们担心的并不是这些作品，而是那篇至今神秘兮兮的长篇。”这话说得分明：他们对“那篇至今神秘兮兮的长篇”有些“担心”。

1980年，陈忠实在家乡菜园和老农交谈

第三天早晨，这一天陈忠实说他记得很清楚，是“公历3月25日”，他提着《白鹿原》的手稿赶往城里。在客人所住的房间里，他把近五十万字的厚厚一摞手稿（注：这一摞为手写稿。陈忠实自己留的是复印件。《白鹿原》出版后手稿又退还给陈忠实）准备交给两位编辑。那一刻，突然有一句话涌到口边：“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俩了。”但他把这句话硬是咽了下去。他没有因情绪失控而任性。他意识到，这种情绪性的语言会给高、洪造成压力，甚至还不无胁迫的气味，他便打住。从事创作多年，他明白，出版社出书，只看作品的质量，不问其他。接稿子的是洪清波，洪清波看陈忠实将厚厚一摞稿件交给他，却又不松手，表情看上去分明有些重要的交代，可到底没有说什么。陈忠实只是在稿件上拍了几下，就完成了他酝酿良久的交接仪式。

中午，陈忠实请二位编辑在金家巷作协后院的家里吃午饭。在饭馆吃饭，陈忠实这时还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夫人王翠英尽其所能，给客人做了一顿头茬韭菜做馅的饺子。陈忠实回忆说，两位编辑很随和，连口说饺子好吃。很多年后，洪清波却回忆说：陈忠实“那天请我们吃了什么，一点印象都没了。没印象说明老陈为接待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了写《白鹿原》，老陈家的经济濒临破产。用老陈的话就是，那阵子他不怕请客，就怕客人吃不下家里的饭。”吃了什么没有印象，但洪清波对陈忠实家的经济情况感受颇深。“我对老陈家的宴请没有印象，可是对他家的印象太深刻了。一个副厅级的作协副，家里的状况可以诠释一句成语：家徒四壁。我吃饭时只记得房间墙角里散乱堆了些空啤酒瓶，这是我看到老陈家唯一能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标志物。当时全国人民都不富裕，但像老陈家这种情况的还是令人唏嘘。”

下午，送二位编辑去火车站。天黑时，陈忠实又赶回乡下老屋，先看卧床的母亲。母亲说，腿可以动了。陈忠实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不由慨叹，在他完成最后一笔文字并交稿的这一天，天灾人祸竟然都来凑热闹了。现在好了，《白鹿原》的手稿由高、洪带走了，母亲的病也大有转机。他点了一支烟，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3月31日早上，陈忠实按习惯收听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突然听到南方谈话的报道。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是生产力，改革也是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听了南行中关于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讲话，陈忠实感到很振奋，同时，他也敏感地意识到，中国思想文化的春天也将随着自然界的春天一起到来了，《白鹿原》的出版也有望了。

1990年代初，陈忠实在西安街头

大约二十天之后，陈忠实再次进城去背馍。进门以后，陈忠实按往常的习惯随意问妻子，外边寄来的信件在哪儿放着。妻子随意地说在沙发上。他过去翻捡了一下，看到一个寄信地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封，不禁一愣。拆开信先看最后的署名，竟然是高贤均！陈忠实一瞬间感到头皮都绷紧了。陈忠实回忆说：“待我匆匆读完信，早已按捺不住，从沙发上跃了起来，噢唷大叫一声，又跌爬在沙发上。”这是一个人一生中很难遇到一回的激动时刻，他在另一处是这样回忆的：“这是一封足以使我癫狂的信。他俩阅读的兴奋使我感到了期待的效果，他俩共同的评价使我战栗。我匆匆读完信后噢噢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溅出来了。”叫了一声还是三声，陈忠实当时肯定并没有数，所以说法不同并不奇怪，他只是在那一刹那间把在心底憋了很多也很久的块垒一下子倾泻而出，流出眼泪自然也很正常。

听到这一声惊叫，王翠英吓得从厨房跑过来，急问出了什么事。陈忠实在沙发上缓了半晌，才算缓过气来，给妻子报了喜讯。稍稍平静，他又忍不住细读来信。

高贤均说，他和洪清波从西安坐上火车便开始读稿，一读便放不下手，俩人轮流读；成都的事忙完，俩人也都读完了；回到北京，由他综合两人的意见给他写了这封信。

洪清波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更为详细。他说，在西安等拿《白鹿原》稿子的三天“是我们出差史上最无聊的三天”，因此，当他和高贤均离开西安“登上开往成都的火车，我们无比轻松”。从西安到成都有十几个小时的车程，只是为了打发这百无聊赖的时间，洪清波并没有多少信心地开始阅读《白鹿原》手稿。“结果，是地球人都可以预料得到的。”洪清波显然还没有全部看完，但职业经验使他对这部作品已经有了相当确定的看法。他“拿了看过的稿子找到高贤均，顶着他疑惑的神情，向他保证这是货真价实的先睹为快”。洪清波记述，“果然，到了下火车的时候，高贤均就变得不那么淡定了，只要有时间就跟我开聊读后感。我都担心这样会让不明就里的四川作家朋友感到我们的移情别恋了。确实，以往看邓贤初稿的标配是，白天看稿谈稿，晚上一票作家朋友，在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里声色犬马。而这次，白天看稿谈稿依旧，晚上高贤均要求邓贤不要有任何安排，说是回宾馆看《白鹿原》。作家裘山山后来写过这段反常，那是在《白鹿原》成功之后。我们的四川作家朋友们，一起经历了这一见证奇迹的历史时刻。”“回到北京，高贤均和我分别走出书和出刊的三审程序，依旧是一路盛赞。”

随后，陈忠实又收到了何启治的来信，信中充满了一个职业编辑遇到百年等一回的好稿子之后的那种兴奋和喜悦。何启治强调，作品惊人的真实感，厚重的历史感，典型的人物形象塑造和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使《白鹿原》在当代文学史中必然处在高峰的位置上。因此，出版社一致认为应该给这部作品以最高的待遇，即在《当代》杂志连载，并由人文社出版单行本。

1992年的4月到6月，《当代》杂志的洪清波、常振家和时为《当代》杂志常务副主编的何启治先后完成了对《白鹿原》的审稿，8月上旬，在删去其中两章后，《当代》另一位副主编朱盛昌签署了在《当代》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连载《白鹿原》的意见。同时，人文社当代文学编辑室也完成了对《白鹿原》的审读程序。

……

1993年6月，《白鹿原》单行本正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数是一万四千八百五十册。这是一个有整有零的数字。这在当时的文学市场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是在事后看来，还是显得相当保守。

② 暗淡日子中的文学自修

当了民请教师，工作算是安稳了，生活也有了着落。但是未来怎么办？就这样一辈子教下去，还是要有另外的打算？这个问题，其实在他刚一当上民请教师，就浮上了心头。

二十岁时，人生已经进入成年。陈忠实切实感到，这是一个令人心悸魄颤的年轮。告别学生时代，迈入广阔的社会，眼前突然展现出一个茫无边际的世界。面对这个世界，人有时会非常迷惑，人生之路究竟应该向哪里走？怎么走？这是个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摆在陈忠实面前的人生选择，在当时，却是相当的有限。甚至，是别无选择。在当时城乡二元对立的中国社会里，究其实，民请教师就是不是农民的农民。然而，这个民请教师似乎还是比当一个农民好了一些。

这个时候，在关于未来的思考中，陈忠实心底那个文学之梦又悄悄地浮上了心头。

大学梦破灭了，文学梦还在。

有梦就有希望。希望就在文学梦里。

21岁的陈忠实

陈忠实决定自学。自学文学，自学大学课程。陈忠实回到了祖辈千百年来生活的故土，开始自学生活，并决定以文学作为终生追求。这样的选择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文学也许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中国当时社会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那时的农村青年要跳出农门，真比登天还难。陈忠实明白，自己在农村，几乎人生所有的路都堵死了，只能靠自我奋斗这一条路了。这无疑是一条悲壮之路。因为不知道何年何月才是出头之日。第二，文学毕竟具有精神慰藉功能，文学在当时也不失为苦闷情境下的一种精神安慰。当然，根本的原因是陈忠实自初二起对文学发生的兴趣，此时于绝望中更加突显出来。

自学环境是艰苦的：在一个破屋子里，窗户纸被西北风吹得一个窟窿接一个窟窿。条件是简陋的：一张古老而破旧的小条桌，用草绳捆着四条腿。桌上放着一个煤油灯，是用废弃了的方形墨水瓶制成。但是，陈忠实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度过了痛苦彷徨期的陈忠实，开始了虽然有所计划但其实遥遥无期的文学征程。一切都重新开始。他给自己订下了一条规程，自学四年，练习基本功，争取四年后发表第一篇作品。作品发表之日，就算他的“大学”毕业之时。

后来，陈忠实曾多次不无诙谐地说：“成名无非是再换一根结实的绳子来捆桌子腿！”

这是一个青年奋斗者的形象，也是一个文学殉道者的肇端。

陈忠实将白天的时间全部给了孩子们，而晚上的时间则属于他和他顶礼膜拜的文学。

他主要从两方面进行努力，一是读书，一是练习写作。那个时代乡村青年读书，没有图书馆，没有资料室，无人指定必读书目，也没人指点迷津，完全是遇到什么读什么，找到什么就读什么。这样所接触的书，一是数量少，二是品种较为单一，多为六十年代流行的文学书以及民间的一些藏书。这种阅读状况，在中国乡村社会，极为普遍。同时，这些时代流行书以及民间藏书的文化品格，对陈忠实的文化人格无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是塑造作用。陈忠实在阅读中，感觉合乎自己口味的，就背下来。对特别感兴趣的篇章则进行分析，学习其结构和艺术表现手法。读了就写，不断地写。这种写作，基本是文学练习，较少写完整的作品，大量的是生活笔记，长短不拘，或描一景，或状一物，或写一人，或述一事，日日不断。

这个时候，陈忠实内心的信条只有一个，那就是“不问收获，但问耕耘”。每换一个新的生活记事本，他都要在开篇写上这句话，视之为座右铭。这个信条所含的埋头苦干的实干哲理令他信服，他也觉得适合他的心性。此言第一排除侥幸心理，第二抑制自卑心理，陈忠实觉得，这两种心理是他当时最大的敌人。

陈家本来就不富裕，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及至以后，饱肚乃最大问题。陈忠实的“但问耕耘”，没有电灯照明，也没有钟表计时，晚上控制不住时间，第二天就累得难以起床。陈忠实想了一个办法，既能照明又能计时，他用一只小墨水瓶做成煤油灯，瓶中煤油熬干，即上炕睡觉。算来此时大约为夜里十二点钟。长此以往竟成为一生的习惯。

春秋时节，气候宜人，日子好过一些；到了冬夏两季，就有点难以忍耐。冬无取暖设备，笔尖冻成了冰碴。夏无制冷手段，酷热常让人头晕眼花。更为难耐的是，蚊虫肆虐，叮咬得人无处躲藏，用臭蒿熏死一批，烟散之后，从椽眼儿和窗孔又钻进来一批。夜里，乡间的农民一家人在场头迎风处铺一张苇席纳凉，他却躲在小厦屋里，穿一条短裤，汗流浃背地读着写着。母亲有时担心他沤死在屋子里，硬拉他到场边去乘凉，他却丢不下正在素描着的某一个肖像，得空又溜回小厦屋去继续“耕耘”。

陈忠实的自学和奋斗当时都是处于秘密状态。胸中虽有宏图，但这时的陈忠实自卑多于自信，在这个看不见未来的文学自修中，他不怕受苦受难，但是担心被人讽刺和嘲笑。一方面是内心创作热潮在涌动，一方面又全力避免更多的嘲讽。于是学习与写作便呈现一种“地下”状态，对任何人——包括他的父亲陈广禄，他都绝口不谈，偶被问及，总是极力回避，顾左右而言他。他的父亲对他的行为难免奇怪，常常忍不住问他整夜整夜钻在屋子里“成啥精”？他说“谝闲传”！见如此作答，父亲虽然心存疑问，却也不再追问。

自学有其局限性。由于都是自己在摸索，而且是在黑暗中摸索，或者是借着一点亮光摸索，即使是非常用功的人，也仍然是自我封闭的摸索，既缺乏大师指点、高人指路，也缺乏群体学习环境中那种自由讨论乃至自由辩难所带给人的多向度的思维开启和精神启迪。所以，自学对一个人的成才，容易造成至少以下两个问题：一是知识结构的不平衡，不全面；二是文化视野受到局限。这个局限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视野不够开阔，二是虽然开阔了但又很驳杂，缺乏比较明晰的文化立场和精神向度。这种局限性，在陈忠实后来的创作实践中特别是早期写作和中期创作中都有或隐或显的表现。

陈忠实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的文学自学，是在一种相对单一的文化和精神环境中进行的。那时的文学观念只有一种，就是“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没有人对此怀疑，至少没有人能公开对此提出怀疑，于是，这种观念就成了“真理”。陈忠实的自学，虽然可以使知识和技巧的学习很扎实，但文化视野一直受限于时代的文艺。

自学也有其优长。由于是自己在黑暗中艰苦摸索，较少受外界的干扰和魅惑，反而容易形成自己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和坚定的精神信念。

在写什么人的问题上，陈忠实学习和接受的当然是“写人民大众，不写个人”这样的文学观念。这一点，也形成了陈忠实迄今一以贯之的文学立场和观念。陈忠实的笔下，特别是他的小说，从1974年的《高家兄弟》到1979年的《徐家园三老汉》再到1988年至1992年的《白鹿原》以至2001年的《日子》，所写的对象，都是人民大众，是农民，中国社会底层的普通人。

陈忠实的小说和散文创作，一直信奉和坚持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不信鬼神，不言佛道，以真实世界和生活经验为基础，进行艺术描写或必要的虚构。陈忠实创作还有一个特点，写人写事多采用正面描写，较少侧面取巧或以虚写实。他的写作特点以至后来的文学风格正好应了他的名字：忠实。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历史，忠实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

◆◆摘自邢小利《陈忠实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艺术总顾问 / 刘新权

艺术主编 / 李新平

主编 / 鸣人

编辑 / 游离 曼玉

排版 / 路旁的树叶

校对 / 里木

法律顾问/ 赵黎明（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创始合伙人，陕西省律师协会名誉会长）

王浩公（陕西浩公律师事务所主任、陕西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