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义德专栏】

人天不尽师生情

原创作者|梁义德（退休教师，原剑阁县教研室中学语文教研员）

公元2026年1月5日凌晨，雍思政老师永远闭上了他那双明亮而睿智的眼睛。

1月7日上午9时，我在广元殡仪馆看到一直教导我，关心我的老师静静地躺在玻璃棺中，分外安详。

哀乐声中，雍老师生前影像，又一一浮现于脑际。据说，长歌当哭，当在痛定之后，过分激烈的情感，是为文之忌。这几天时间太短了，沉淀不够。可每坐书桌前，却什么事也做不成，雍老师总似乎在窗前盯着我，好似在问：“你还是给我写点什么吧。”

也许，在他众多弟子之中，我最适合也最应该为他写点文字。

一

1972年秋，在白龙中学的古槐荫下，一个穿着洗得发了白的工人装的青年教师，挟着一抱大大小小的书，走进了我们高七四级四班那间由实验室改成的教室，放下书，向我们鞠了一躬，转身在黑板上用欧体行楷写下了“雍思政”三个刚劲的字，然后说：“我今后带大家学习语文”。

不久，就听他讲鲁迅的《药》。从山沟里走出来，第一次知道有一个烈士叫秋瑾，也知道了绍兴城中有一个悲壮的“轩亭口”。而鲁迅笔下的“夏瑜”就是暗指秋瑾。雍老师从华家茶馆里挣扎于生存线上的善良小民，到“驼背五少爷”等无聊茶客、出卖亲人的“夏三爷”、卖人血馒头的刽子手康大叔。老师告诉我们：华老拴一家，夏瑜一家，合起来就是“华夏”。华小栓的“痨病”是中国两千年未愈的沉疴。而烈士的血唤不醒愚昧的民众，救不了积贫积弱的华夏。这是多么深沉的悲哀啊！华家茶馆里，人们认为夏瑜说“大清的天下是大家的”，不是“人话”，是“疯了，发了疯了”。

多年以后，我也当了语文教师，才倍感在1972年的秋天，一个老师能把课文分析得这么深刻是多么不容易，而我能在15岁就聆听到这样的课是多么幸运。毕竟那时正在“批林批孔”，后来也常痛心夏三爷康大叔们后嗣兴旺，告密和卖人血馒头成了祖传法宝。“大清的天下是大家的。”仍然是一句“疯话”，以此立论行事，仍然有很大风险。

第一次领略到了景物描写的妙用。夏瑜坟头上那支支直立有如铜丝的枯草，在后来的文字生涯中，虽也“愈颤愈细”，但从来没有消失，反而如铜丝，在心中颤动，倔强地，永恒地颤动。夏瑜坟头无叶的枯枝上那只乌鸦，也“铁铸一般站着”，仿佛是昭示一种人生宿命，挥之不去。

多年后领悟到，雍老师把夏瑜坟头那只象征着希望的花环，用其精湛的讲述植入了我的灵魂之中，就像圣徒背上的沉重的十字架，我注定要背着它，在寒风萧瑟的荒原上艰难跋涉。

可惜的是，第二年雍老师不见了，由王文海老师接上我们的语文课。学校没有给我们解释，我们也无从打听。那个年代，人人都似乎受过严格的保密训练，不该知道的，绝对不问。

二

雍老师第二次教我，是四年后的1978年春了。我高考落榜，进入了师范。那是深以为憾的，家里太穷，知道恢复高考，我在嘉陵江边一个电站工地抬石头，回家只三天复习，就匆匆上考场。师范校为了培养中学教师，让我们只学语文历史和哲学，教育学，实际上就是语文准专科。雍老师教我们“中国文学”课。

年近不惑的雍老师正处于人生精力的巅峰状态，西装革履，满面红光。两年时间，从《诗经》讲到鲁迅，每堂课声音洪亮，妙语如珠。讲屈原时，没有讲《离骚》，可能因太长了，而选了《涉江》。因所创作的时间差不多，表达的情感也相近。他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奇服者，美德也。少年如清泉在山，清澈纯净，中年如泉水出山汇入溪流，渐渐清纯不再。壮年如江水出峡，往往浑浊混茫。葆少年情志至老不衰者，必为俊杰。”又说：“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变心从俗，是知识分子最可悲的，虽飞黄腾达，终浊臭逼人，是最没出息的。”说完，呷一口茶，半晌无言。讲《橘颂》时，正值县城放映电影《屈原》，《橘颂》是电影主题歌。雍老师不善唱歌，却在课堂上唱了一遍这首歌。我知道，他要学生们领会“不迁”的可贵，希望我们感受“苏世，横而不流”的悲壮与勇毅。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三者之中，“传道”是灵魂，是根本。一个教师，只有将所授之业上升到“道”的高度，方可称为“人师”，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然而，“道”一旦植入人心，大凡就是“人能弘道，非道可弘人”了，无论浅深。均会发生质变。“弘道”成了一道催命符。古往今来，弘道不成而殉道，大有其人。

在雍老师的指导下，我的学业有了很大的长进。落榜之耻，催人发奋，发誓要追上起点中文本科。当时我已21岁多了，意气风发。课内知识，小部分精力应付即绰有余裕，绝大部分精力向广度深度掘进。记得将晚自习与熄灯就寝那20分钟时间用来背诵《唐诗三百首》，坚决不参与寝室的闲谈。一学期多，这点零碎的时间，即将此书全部背熟。有次上课，他问：“床头屋漏无干处，下句是什么？”抽了二十多人均不能答，我很着急，老师怎么没有抽我呢？却没有勇气自告奋勇冒一句。多年后向他说起这事，他笑了笑说：“不出风头也好，孔子有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老师的话我记住了。所谓“为己之学”，即以学充实提高突破，所谓“学以为人”，即以学自炫罢了，这是学习的两种境界。

那时，我已经可以根据老师的爱好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答题风格了。陈安锐老师喜欢简洁，我答题尽量句短字约，雍老师喜欢学生露才，我答题时就尽情发挥。毕业前，他问我为什么每次高分，我如实以对。他严肃地说：“此看人下菜，长此以往，恐有学风之虞。”

这是他对我的很重的批评了。一个老师，以这样的高度要求学生，难能可贵。

三

后来，雍老师到剑阁中学当了校长。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吃香了几年，一身傲骨的他居然入党而长校政，真大出人意料。

这才知道，他之所以高中只教了我们一年，是因为有人检举他当“造反派”，并批斗过很多领导，这些领导又官复了原职。

作为他最亲近的学生之一，我问过他这事。他坦言“造反”是实。那时，响应号召，他受“川大八二六”的委派，回县“发动群众”，那时他二十出头的大学中文系学生，怎么可能不响应号召，投身“洪流”？又怎么可能洞悉大潮汹涌深处的真正原因呢？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人，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史无前例的奇谲时代，去苛求他，实在是不够公道。好在武斗一起，他凭一个农民儿子的直觉马上抽身。但是，作为一个短暂的弄潮儿，身上不沾点水可能吗？

这段经历，让雍老师反思深刻。在后来当了县委常委、宣传之后，对很多过度的事都仗义执言，让主要领导很不舒服，一些人提醒主要领导：此人自恃名校学历，看不起我等浅学之人。其露才扬己，不该他管的事多方插手，宜多加防范。

雍老师一点不熟悉官场，他一片赤子之心，别人看来是锋芒毕露。这样的境况下，他去宣传部做了一个副。

宣传部也不是一个宁静的港湾。履职不久，他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一位文化界的老领导兼著名诗人夫妇退休之后，怀旧之情难已，要从梓潼到延安再走一遭。当年，作为热血青年，他们夫妇就是怀着对真理的信仰，从这条路徒步奔向延安的。从而，喝到了清冽的延河水，双手也可以“搂定宝塔山”，而不必在梦里。因为年事已高，当然不可能徒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两位老人家对广元特别有感情，一住就是半个月。老人家喜欢野生甲鱼，每天都要吃。那是又贵又难买的东西。对两位国宝级的前辈，负责具体接待的雍老师犯了难。老人家有个癖好，听人说甲鱼鳃旁有一骨钩，用其掏牙缝，可以疗牙龈炎，所以每餐必仔细搜求。问题出在第15天中午，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从汤盆中找到那个神奇的骨钩，老人家当即面有愠色，一个主要领导恰好是老人家的崇拜者，怀疑是厨工做了手脚，把厨工训哭了。雍老师看不过去，劝解了一句，也受到斥责。五十的人了，又是当众，场面之冷峻可知。

接下来，因宣传部经费紧张，只得向所属各局摊派，一局负担一天。这是分派与乞求兼而有之的事，他说尽好话，还是有几个局拒绝。好不容易等到两位老人登车北去，一算账，领导却说钱花多了，全忘了当初全力接待的指令。雍老师书生出身，接待和协调是他的短板。

不久，他调离宣传部。做了市教育委员会主任，即今天的教育局。

四

退休之后，雍老师开始了著述。他是“”前川大中文系的学生，中文又是川大的强势学科，他功底坚实，特别是训诂学造诣颇深。十多年间，虽疾病缠身，却笔耕不辍。编了《广元教育志》，撰写了《名人与剑门关》《怡性斋漫笔》《回眸昭化》《蜀门寻踪》《漫话剑门蜀道》等著作十余部。最了不起的是，他搜集注释了广元四县三区历代古诗词，县别一册。注释详尽准确，给广元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长期的伏案写作，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他先是患荨麻疹，久治不愈。有一年，他在成都七医院治疗，我赶去看他，时值盛夏，他穿条裤衩躺在病床上，周身因抓挠溃烂，一种淡黄的液体渗出，痛苦至极。当时，我没忍住泪，这就是当年那个才华横溢，叱咤风云的雍思政老师吗？真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啊。他见状，微笑着说：“人生有四个靠不住，春寒，冬暖，老健，还有就是君宠。一切随缘，悲之无益。”

人之将老，其言也智。经历了万水千山，尝遍了人生百味，如旅人登山，坐在山垭口的古松下，仰望高天流云，俯视来时长路，一切均清晰明澈，一切均达观通透，以前觉得翻不过去的高坡，不过是一座小丘；以前拨不开的浓云，不过是几缕薄雾。

我迭遭灾难，到广元次数少了。有次，他到剑阁，我们在剑门关酒店喝茶，其间借着酒兴，大谈刘瑜夫妇与秦晖夫妇，还把资中筠、许纪霖的观点直接转述出来。我觉得在场的几个人都号称“文化人”，想必知道这些学界翘楚。哪知一科级退休领导大怒，说我在搞“精神污染”。我一气之下，拂袖而去。第二天雍老师批评我说“你只顾自己说，不看人家，他还是粗通点文字，刘瑜秦晖对于他，与剑门关上的黄麂有什么区别，他咋弄得清？再说了，人家以前当过官，听到的都是顺耳的，猛一听你说的那些，怎么接受得了？你不是他的敌人才怪。”

老师担心我因言得咎，多次告诫我说，这是一个为了常识而奋斗的时代，剑阁更是一个常识稀缺的地方。他担心我有一天出事。我想说，这还不是拜先生所赐？在一个儒者眼里，只有对不对，没有怕不怕。孟子不是教导我们“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吗？不是要求一个读书人，认准了就应“虽千万人吾往矣”吗？他很为我着急，经常在一些同学面前念叨我。他只是害怕我吃亏。有一次我对他说，如果真发生点什么，是生活成全我，老师你应高兴才对。

他叹息，摇头。

对一些历史和哲学新东西，开始他接受不了，不是说那些不对，而是太超前了。他有次说我：“你就像穿一身西装，一下子穿越回到北宋，出现在清明上河图里，你觉得是好事？”

这几年，经历了很多事，雍老师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一个天分高，学养高的知识分子，在逐渐明晰的现实面前，他也开始“激进”了起来。毕竟，他虽穿过十几年官袍，但是，骨子里依然是书生，知识分子注定要肩负弘扬真理，批评皇帝的责任，毕竟皇帝需要批评。不管是有顶戴花翎还是一身布衣。一个读书人，与权力保持不了距离，必然会媚时附势，成为贾府的清客或豪门家奴，那就无可称道了。

最后一次见面在广元东坝，我把老师与师母都请了出来，他的帕金森症已多年了，举水杯时，手抖得很厉害，水洒得多，我只得用手去托住他的杯底。一种悲伤在席间挥之不去。饭后，我给他递上一个红包，他一把推开，严肃地说：“你请我出来吃饭，我已经很高兴了，我不缺钱。你们还记得雍老师，我满足了。”我女儿考上大学在2008年，他却送了800元，不容我分说地塞给我。

最后这一年多，因我妻多次中风，我照顾病人，很少外出。没有料到老师走得这么快。这么长时间疏于问候。如今天人永隔，纵有千般愧疚，也只能存于心中了。

五

记得有一年冬天，雍老师在老家，我与一同学去接他，车到樵店，突然大雪纷飞，很快山河一片银白。不敢把车开下河去，我俩徒步到了雍家河。到了之后，只见老师系着围裙，在灶台上忙碌，太老太婆快九十了，坐在灶门前烧火。引起我注意的是，她手里的柴是挽得很规整的小束。老师说，他们这一带砍柴多刺，为了不让烧火时伤手，得把刺选掉，捆成小把，便于老人烧锅。

多么细致，一下子让我想起那年他讲《药》，上课前，他拿起我的笔记本看了看，上课之后，他抽问我道：“课文最后一部分写的什么？”我答：“母亲上坟。”他怒道：“你本子上写的什么？”我这才看出自己把“亲”字写成了“新”。只听老师像是批评，又像是自语：“母亲，多么重要的词语，你是高中生了，怎么连这个字也写错呢！”。

后来，老师七十多了，太老太婆年近百岁，他还经常回家服侍，他可以雇人照料，但是，代替不了儿子的陪伴。

一个仁者，尊天下之老的前提，是“老吾老”，离开了这一点，“仁”就失去了根基。老师在这方面，也给我们作出了示范。

六

雍老师生于樵店乡木林村，以优异成绩在那个年入川大中文系，无异于新星升起。他有才，也更爱才。无论是同事学生还是无关之辈，若可造就，就极力举荐与任用，极力培养使用一批批德才兼备之人。

老师做出来的成绩，除开在学校，县宣传部，市教育局担任领导为市县宣传、教育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并取得骄人成绩外，更多在于孜孜不倦地追求，在于孔孟以来儒生的社会理念，以及对这样的理念的执着坚守。他的勤奋是惊人的，他年过半百，对电脑技术的掌握，更是对新事物的接纳，也是一种自我超越。与这样的追求一致的，是他一直是一个探索者和思想者，他对蜀道的探源，对广元历史沿革的研究，以及对广元历代诗词的搜集与注释，都是一个学者的宿命使然。他想让更多的人懂得，让山川大地生色的，不光是自然风物，更有志士仁人的妙悟哲思。

雍老师生于20世纪40年代那个烽火连天，国运至危的时代，后又值江山迭代，历红羊之劫，后欣逢改革开放。他和他的同龄人不同的是，他从威权主义的阴影下走了出来，以一个儒生的锐利目光，最终实现了人文思想的蜕变。而一些比他年轻多了的人，却狭隘固陋，看不到秦制的危害。从这点上看，他是了不起的。

雍老师在二十多年前的《怡性斋漫笔》前言中说他自己“性直而急，不谙权变，不会迂曲，时或无意之中开罪于人，自己也觉懊悔，力求有所改变……决意养心怡性，将居室取名为怡性斋”。这是反思总结吗？一次，他说：“明人有言，过谦者怀诈，过默者藏奸。凡事有个分寸。”他是智者，一生抱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信条，对良知，真理，亲朋，学生均一付真情。“怡性”不是随波逐流的权变，更不是机心深重的雕饰，而是修养，陶冶，更有一种达观性的坚守在。此其谓之曰“书生本色”。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老子有言“死而不亡者寿”。鲁迅先生也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雍思政老师就是一定会埋在我们心中的。他留在世上的，不光是传奇，知识，著作，而更重要的是关乎情义，气节，风骨。这些更为珍贵的东西。

从此，虽阴阳永隔，然师生之情如嘉陵之水，绵无尽期。

谨以此文悼念我最崇敬的雍思政老师。

2026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