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新女性写作”蔚然成林，越来越多的女作家，以笔为犁，书写自己的声音，使其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多元的活力。她们的作品如同一面面棱镜，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女性的生存处境以及时代的发展与变迁。

11月9日下午，作为首届西湖文学周的系列沙龙之一，“西湖边的‘她们’：新女性写作与新叙事”活动在西湖文学院举行，评论家张莉和作家鲁敏、萧耳、默音相聚西子湖畔，共同探讨“新女性写作”的意义以及多重可能性。本次活动由青年作者、译者夏小暖主持。

活动现场

让听不见的被听见，让看不见的被看见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张莉深耕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在梳理了百年来中国女性写作的发展与变迁后，她提出了“新女性写作”这一概念。张莉指出，“新女性写作”是“新的女性写作”。“新女性写作”是从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思维中挣脱出来，拥有更广阔、丰富的面向，关注更广大女性的生存。她希望“新女性写作”能让女作家能够更加坦然、自如地处理性别身份与女性经验，用“新的方式和新的价值观去理解这个世界”。

张莉说：“之所以致力于‘新女性写作’研究，就是希望‘让那些听不见的被听见，让那些看不见的被看见。’”而现在，随着性别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读者会听到文学作品里被忽视的女性声音。而女性拿起笔创作，就是在拓展女性的表达空间，这也是新女性写作的意义所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

默音在翻译、阅读了日本从明治到昭和时代的女作家的作品后发现，当下中国女性与过去时代的日本女作家的境遇仍有很大的重叠之处，遭遇着同样的命运。在任何时代，女性创作者们面临着许多偏见与不公，囿于母职与家庭，但依然有不少行走在时代浪头的女性，不断地通过创作拓宽边界，创下了不少“第一”。例如樋口一叶只活了24岁，创作时间仅有短短的14个月，却向时代证明了“当一个女性开始发声，她能够带给世界不一样的目光”。她的头像被印在5000日元纸币上，是第一位被印在日本银行发行的纸币上的女性，其作品也被选入日本中学的必读课文。

而带给默音极大影响的武田百合子则是“天生的作家”，她原本是家庭主妇，著名战后作家武田泰淳的妻子，一度隐藏在丈夫身后，在丈夫过世后，凭借日记《富士日记》《日日杂记》成为名声远超丈夫的畅销书作家。百合子的日记写的虽是日常，对事物却有着精准的观察和敏锐的感受。默音笑着说：“泰淳自己也在文章里经常引用百合子日记，因为他完全没有想到妻子的日记将来会出书发表。”这些几十年前的日常记录被翻译成了中文版，有些读者在阅读后仿佛与武田一家人共渡漫长岁月，也有些读者觉得“过于琐碎”，默音认为，两极化的评价在预料之中，至少还有一些读者能够通过文字与武田百合子产生共鸣，“是我们现在还在写作和阅读的意义”，因为“你的作品最终会抵达另一个喜欢并且能够感知到这个作品好的人手中，就像隔空和你轻轻一击掌。”

作家默音

新女性写作是广阔而又丰富的存在

在活动现场，萧耳表达了自己身为女性创作者的困惑。从电影评论集《第二性元素：女人的电影盒子》、文化随笔《女艺术家镜像》到长篇小说《林中空地》、《望海潮》，她一直关注女性的生存处境，带着鲜明的女性立场写作，却因为描写了一些不符合读者期待的“不体面”的女性形象而被一些读者否定，“新女性”写作到底是什么，是否必须、自强，符合新时代女性的道德预期？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萧耳希望读者不要把简单的道德审判放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的第一顺位，因为不同生态中的女性境遇是多样的，截然不同的，有的“洁白如花”，有的“如泥潭般脏臭”，文学应该给以不同处境中的女性以书写的宽度。比起道德审判，我们更需要理解女性的复杂，以及这些看似不符合“新女性”的人物背后的具体处境。在萧耳看来，这本身也是一种价值。”

作家萧耳

这一观点与张莉对“新女性写作”的定义不谋而合。张莉在活动现场，援引了英国作家伍尔夫的看法，伍尔夫认为女性的目光要越过卧室和客厅，不仅要写与大自然的关系，也要写人与宇宙的关系。在张莉看来，新女性写作要远离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思维，要拥抱更广阔的人间，要和更广大的世界发生连结。然而，当代女性写作依然面临着一些误解与偏见。人们想起“女性写作”总会与“身体写作”“私人写作”等概念杂糅。张莉认为这是对“女性写作”的刻板化，如今的“新女性写作”恰恰证明，女作家既书写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事情，书写亲密关系与婚姻，也书写时代巨变，而这种书写因为加入了性别视角，便为读者提供了不一样的角度。

鲁敏的写作恰好是“女性写作”不该被窄化的回应。在活动现场，她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重点讨论了“写作者要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观察你所处的时间和空间”，相比亲密关系与身体叙事，她更想要描绘自己所经历和观察到的生活。例如，她生活在南京的一个厂区，便对90年代的“下岗潮”有着强烈的感受，她的长篇小说《六人晚餐》描写的就是90年代中国经历产业转型时发生的故事。而她作为70后，对改革开放“有着强烈的感情”，在她成长过程中，能看到“很多筚路蓝缕、白手起家的小老板”。正因此，她将这些小老板作为主人公写下了《金色河流》，希望以此折射“我们这代人对于经济上行期对物质创造的感受”。

作家鲁敏

虽然这些作品并未聚焦女性的生存境遇，但鲁敏觉得它同样也属于“新女性写作”。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会认为女性没有能力处理宏大叙事，但“从1919年走到2025年，女作家在不断拓宽写作的边界”“女性写作的定义进一步扩大，总有一天大家不会说这个题材是不是女性不太合适写，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重要性。”

在活动的最后，张莉动情地说，每个新女性写作者有责任写出我们时代生活的巨变。一代代女作家们会接续写作的火种，延续女性写作的传统，不断拓宽写作的疆域，为其注入新的理解。相信未来中国女性写作的版图会更加丰富多彩，熠熠生辉。